“惡的平庸”與“無權者”的自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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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這部聚訟紛紜的審判報道蘊涵著一個尚未解決的政治倫理學問題:如果“惡的平庸”意味著艾希曼在服從的快感中變形為殺人機器的功能組件,那麼,從實踐角度看,他能夠抗拒這種變形嗎?1965年,阿倫特在紐約新社會研究所開設系列講座“道德哲學諸問題”,并進一步問道,當納粹在30年代全面掌控了德國的公共政治生活,反抗已無可能之時,個體能夠不參與作惡嗎?這個新的發問所指向的對象已不是艾希曼,而是曾經生活於第三帝國治下的普通公民。阿倫特對此給出了一個肯定的答案,理論依據是柏拉圖對話錄之一《高爾吉亞篇》(Gorgias)。

阿倫特關注的焦點是蘇格拉底在《高爾吉亞篇》中說的兩句話,第一句是“承受惡要比作惡更好”(474b),第二句是“對我來說……無論有多少人和我不一致,這都要好於我這個單一者與自己不一致、自相矛盾。”(482b)她認為第二句話實際上構成了第一句話的基礎,這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詮釋“我這個單一者”的內涵。在阿倫特看來,“我”的“單一”指的不是數量意義上的“獨一”,而是其內部關係的協和,“單一”的“我”之中包含著“我”與“自我”的交流結構,是具有複數性與對話性的“二合一”(Zwei in einem)。值得注意的是,她在後期著述中沒有對這裡的“我”和“自我”給出知識論意義上的精確界定,相反,她一直強調,這個“二合一”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思考(Denken)經驗。當一個普通人結束全天的事務,回到家,靜下心來回顧思考這一天的所作所為之時,他(她)便開始了與“自我”的無聲對話,“自我”或讚許或批評“我”的特定行為。這種意義上的思考不是專業性、技術性思考,只適用於少數人,相反,它對於所有人都是適用的。當“我”作為一個行動者暴露于公共領域之時,“我”與“自我”之間的這種內在對話關係會立即中止,因為思考者無法行動,行動者無法思考。如果“我”退出人群,反躬自省,“我”與“自我”之間的對話便會自動開啟。“我”永遠擺脫不了與“自我”的相處與對話,如果跟他人不一致,“我”還可以選擇走開,但如果“我”和“自我”在對話中無法達成協和,那麼“我”就不得不永遠要承受與“自我”的爭戰,在這種情況下,避免自相矛盾顯然是更好的選擇。由此出發,阿倫特對“承受惡要比作惡更好”給出了自己的解釋,為什麼不要作惡?因為當“我”事後反省自己的惡行之時,它將發現自己已被詛咒要永遠與一個作惡者共處一室,不得不天天見面,不得不天天對話。沒有人願意陷入這種境遇之內。納粹帝國中那些殺人如麻的劊子手(比如被判絞刑的艾希曼)中之所以無一人主動懺悔自己的罪行,這是因為他們強行終止了思考,終止了“我”與“自我”的交談,讓兩者形同陌路,他們的“我”不再協和,人格不再統一,他們的罪行成為不可原諒的“非人”之罪。

思考是“我”與“自我”之間無聲的對話,這個活動(Tätigkeit)阻止個體作惡或參與作惡。阿倫特從《高爾吉亞篇》中推導出的這個結論顯示出強烈的實踐旨趣,從概念的細密程度上來看,它顯然不能被稱為盡善盡美的倫理學理論,不過,阿倫特的首要意圖并不在此,她關切的是“我”與“自我”的協和如何支撐個體在政治危機時期(比如納粹集團持續十二年的極權統治)保持道德意義上的無罪責狀態。這個視角的出發點不是第三帝國時期佔據主流地位的種族、民族或元首,而是個體的自我及其與周邊世界的疏離。第三帝國曾經輝煌一時的政治生活表明,當人群聚集之時,便會產生權力磁場,吸引人心,其磁力的經典表達形態便是人們樂於歡呼“我們”,但當某個人因為擔憂“我”與“自我”因參與作惡而失去協和,不願加入這個表達集體意志的歡呼之中,只能說“我”的時候,他(她)將在人群中陷入孤立,但卻保持著與“自我”的溝通與協和,他(她)雖形單影隻,但并不孤獨。阿倫特把這種獨自退守“我”與“自我”的無聲對話(也即思考)稱為進入完全的“無權”(Ohnmacht)狀態,因為集體行動帶來的權力感(Gefühl der Macht)被這種內在活動徹底消解了。

“無權”狀態並非逍遙狀態,兩者雖都有疏離的外貌,內在體質卻截然不同。後者源於對世界的冷漠,善與惡、正義與非義的區分對逍遙者而言毫無意義,因為一切與他無關,前者源於對“我”和“自我”之協和的熱愛,這種愛體現為作惡、行不義所引發的良知有愧(schlechtes Gewissen),正義與非義、善與惡的區分對“無權者”依然有效,因為這關涉到他(她)內在世界的整合(Integration)或崩解。“無權者”的疏離不是逍遙者的飄逸,它是對納粹惡政的明確拒絕,在第三帝國顛倒黑白、善惡不分的道德混亂中,“無權者”與“自我”的無聲對話不斷生發著針對具體現實的判斷,這種判斷使他(她)遠離惡與非義,靠近善與正義,並在那裡築起倫理秩序的最後防線。

“惡的平庸”不是惡的日常性,而是惡在非常狀態下的隱身術,它藏匿于官僚語言與服從的快感之內,使其普通宿主喪失感知現實的視力,在漆黑中屠殺,在漆黑中自戕。“無權者”與“自我”的無聲對話便是這無邊黑暗中的點點螢火,在其聚攏之處,或許會有足夠的光明,照亮走出黑暗的路徑。

 

圖:
在 Wesleyan 大學 (1961–63) 授課中的阿倫特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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