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年代中期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推動休息日的立法——工人每周應有一日休息。論據之一，是休息有助生產力提升。人不是機器，當時香港工業起飛，相信法定每周有休息日有利經濟發展而不是負累。事成後有廠家發現，星期一的工廠生產力，並不是最高的，反而有些微下降的現象。工人星期日休息了，但星期一的生產力卻沒有提升，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

什麼一回事是很簡單的。星期日休息天，年輕工廠工人（當時工廠工人絶大部分是年輕的），蜂擁去了郊外。一群群的自行組織，自行安排，背著重重的裝備設置，在新界郊區BBQ、跳舞唱歌。他們來去排長龍坐巴士，汗流浹背，早去晚返，所消耗的勞動力遠超工作天的勞動力。故星期一的廠房，不是生產力最高的。

其實，工作的目的從來都不是休息。休息的目的也從來不是工作。工作的目的，是祝慶，是celebration。祝慶自己有能力過日子，祝慶有力量照顧自己的親人。

一條簡單的休息日法例，大大活化了香港。不單是經濟上的活化，更是在成千上萬的市民心中、在生活中的活化。有工作，有收入，有祝慶的條件，有祝慶的心情，這本來就是平常不過的事。

然而在香港這情況已經不再。對數十萬計低技術市民來說，工作帶來不了休息，帶來不了祝慶。工作帶來的，是苦，是難；每日，經年。

這就是最低工資立法的背景及場景。相對過低的最低工資水平，無助舒緩這現象；相對稍高的水平，則會提高社會質素，把祝慶再度引進數十萬計市民的生活中。

李卓人提出了最低時薪三十三元的要求，近日又表示可以在初期接受稍低的水平，但要有修訂的機制及時間表。我明白他的想法。工資的水平要能夠使工人有祝慶的理由及條件。工資應由勞資政府三方商議來釐定，三方均有份參與，為工人帶來平等及尊嚴。

就這課題，我以自己的信仰為榮。先知以賽亞描述新天新地，三項大元素中其中一項是這樣的：「百姓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。栽種葡萄園，吃其中的果子。」（聖經以賽亞書65:21）意思是說，讓勞力的人得享勞力成果。作為基督徒，我樂意高舉這旗幟。當然，在香港，付出半斤，要得回八両；建造房屋，要得以住在其中，簡直是天方夜譚，也是搞革命了！